場租之外的戰爭：為何全球巨星選擇高雄，而台北只能維持現狀？

近幾個月來「演唱會經濟」成為各縣市首長的熱門話題。欣見演唱會受到社會廣大歡迎、甚至成為地方政府政績的同時，身為產業第一線的經營者，我想談談地方政府角色的各種面向。

面對高雄大力宣揚的演唱會政績，台北市從首長到支持者，不僅冷眼相看，甚至有諸多酸言酸語。其實，台北長期坐擁娛樂經濟中心的資源，本來就沒有其他縣市有機會挑戰其主宰地位。然而，從台東跨年的獨領風騷，到 K-Pop 頒獎典禮、歐美巨星紛紛選擇高雄，台北的悶，已是不得不面對的事實。

為什麼是高雄？國際視野中的答案 

去年初跟全球演唱會龍頭公司的海外主管開會時，一位搞不清楚台北在台灣東南西北的英國人，卻對「高雄國家體育場」感到驚艷。他特別提到，該場館的太陽能綠建築規格，完全符合現在頂級藝人最在意的 ESG 永續巡演標準。對他而言，台灣居然有一個城市，能撐起完售兩場五萬人的場地，且行政配合度極高。光是這個例子就知道，這些演唱會帶給高雄的品牌價值，遠超乎想像。

翻轉劣勢：整座城市都是你的後盾 

把時序拉回 2010 年，在市府大力支持下，我在駁二月光劇場成立第一間 Live House，每年推出百場演出，隨後開辦大港開唱，打造獨樹一格的港灣音樂祭，再到後來市府積極協助引進巨星進駐世運主場館。

當時有台北市文化局長官問我：「為何高雄可以做到這程度？」 關鍵在於「積極的處理態度」與「靈活的行政支援」。

大多數人不了解，若論文化市場，位居人口第二大的高雄，長年排在台南之後。幾十年來，演唱會、舞台劇的市場優先順序，一直是台北、台中、台南，高雄常是第四或第五順位。在這個長期處於文化劣勢、又不甘服輸的氣氛下，從市府到民間，沒有人想放過任何翻轉的機會。 因此，在高雄辦世運會變成動員整個城市的運動；市府員工會為了支援與他們沒有直接利益的演唱會而加班。關鍵不只是公務員更拚，而是市府高層願意為承辦承擔政治與行政風險，讓第一線「敢做事」。這種「整個城市都動起來支持你」的力量，正是音樂活動最需要的養分。

免場租只是表象，行政效能才是核心 

免場租當然很好，但比起免場租，更重要的是行政體系的「賦能」。 在大型活動中，交通接駁、人潮疏散、安全衛生、甚至是如何在消極因素中協調噪音申訴與警察干擾，這些都需要市府跨局處的「戰情室」等級運作。這些「隱形成本」的降低，是高雄遠比台北具備的優勢。

台北的困境：防禦性管理的代價 

台北為何做不到？台北長年匯聚國家資源，市府的角色比起「協助」，更多是在「維持生態」與「分配資源」；比起鼓勵活動發生，更多心力花在「確保發生問題時不會變成市府的責任」。即使什麼都不做，台北市佔率也有九成以上，這種長期壟斷的市佔結構，使行政體系自然傾向風險迴避，而非主動賦能。

近年問題尤其嚴重：戶外演唱會被限縮到只能去大佳河濱公園；各場館不是藉故漲價，就是因為害怕鄰里抗議而設下嚴苛的「防禦性條款」。噪音投訴變成主辦要獨自面對的難題，活動時間、人數、飲食受到各種管制。問題不在單一場館或承辦人，而在整體制度缺乏對大型文化活動的信任機制。這些行政隱形成本，往往比場租本身高出數倍，卻長期未被納入政策討論。當其他縣市百花爭鳴，主要市場台北卻安靜無聲，只剩下政府舉辦的免費活動塞滿週末。

結語：音樂是城市的血液 

在先進國家，音樂地景是國家發展重點。因為音樂活動不僅是商業，更是類比文化教育的市民精神糧食、城市的血液。從亞洲到歐洲，公部門支持場館興建、獎勵小型演出場地，目的是讓音樂活動能以更低負擔造福市民，進而促進民間經濟活絡。對樂迷而言，這些制度差異，最後都反映在票價、演出選擇與城市週末的貧乏程度上。

演唱會經濟的討論，不該只停留在算盤上的數字。市府不收那幾百萬場租值不值得？當然賺翻了。高雄賺到的，是城市的國際能見度、是市民的集體榮耀感，這些價值，根本不是夜市多賣幾碗麵、飯店多收幾晚房費可以類比的。